楊丞琳

　　城內，被“禁令”改變的生態與心態城外，為“公務員夢”奮鬥的青春公考大潮下的“圍城”內外來源：新文化報 - 新文化網
　　公務員考試前很多考生都參加了考前補習班 本報記者 李洪亮 攝
　　A07版
　　 “做公務員，社會地位和身份更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更容易得到幫助，可以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
　　　　4月12日， 吉林省2014年公務員考試日。9.7萬名年輕人爭奪3492個席位，成功幾率只有殘酷的1/27。
　　　　2013年，公務員們稱之為“禁令年”。 從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再到多項約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各項行為的具體“禁令”，公務員生態在這一年發生了變化。“公務員不好當了”是對禁令效應最明瞭的表述。 甚至，“有公務員考慮辭職” 的說法也頻頻閃現。
　　　　“城外的人想衝進來， 城裡的人想逃出去”，用這句話來形容公務員體制內外兩個群體的思想狀態， 或許不算過分。
　　　　在“省考”前夕，本報記者走近多位公務員和考生， 瞭解他們的真實經歷和感受， 試圖探尋“圍城”之因，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範永茂博士的幫助下，揭開“圍城”形態背後的社會問題。
　　■調查
　　明退實漲的公務員考試熱
　　　　某些年份的公務員招考數量的局部下降，並不意味著公務員考試退熱，相反，報考公務員甚至還可能持續“高燒不退”
　　　　進入3月份，全國諸多省份公務員招錄工作相繼展開。冷眼看去，報考公務員熱度似乎正在消退。根據新華網報道，全國共有16個省區市實現了報名人數、招錄人數雙下降。只有山西、內蒙古、陝西三地呈現報名人數、招錄人數雙上漲。西南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李景平認為，總體報考人數下降，或許和近年反腐力度加大、讓公務員隱形福利受到影響有關。
　　　　本報記者縱向對比2010年到2014年公務員考試招錄情況發現，儘管2014年全省公務員招錄計劃和報考人數較2013年均有下降，但招考崗位的平均競爭比例為1誜27，為歷年之最，這似乎更能說明吉林省公務員崗位的競爭熱度。
　　　　記者走訪了長春市內的公務員培訓機構，規模最大的中公、華圖兩家全國連鎖教育機構生源不降反升。中公教育長春分校校長王賀告訴本報記者，該校今年1至4月份招收的公務員考生數量已經與去年持平；華圖教育吉林總部教學校長劉有珍表示，該校招生規模較去年有大幅提升。
　　　　據業內人士介紹，長春市的眾多公務員培訓機構中，中公和華圖兩家占據了市場，其他規模較小的培訓學校只能“撿拾”生源。
　　　　根據本報記者調查，公務員培訓班價格不菲，少則10天、多則月餘的培訓時間，培訓費用在三五千元到數萬元不等，各種價位的培訓服務除細節條款或有不同，實際內容大致相仿。儘管如此，公務員培訓機構依然門庭若市。
　　專家觀點：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範永茂博士認為，某些年份的公務員招考數量的局部下降，並不意味著公務員考試退熱，相反，報考公務員甚至還可能持續“高燒不退”。原因首先來自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現狀，而公務員投入產出比之高，讓許多年輕人熱衷報考公務員。“近些年，公務員招錄中，將工作經驗作為遴選的重要條件，這種政策導向是很明顯的。”範永茂說，第一，政府部門需要有更多瞭解國情、有實際工作經驗、來自基層、熟悉民眾偏好、與群眾有感情，並會和民眾打交道的工作人員，這是一條政府自身能力建設之路。第二，政府藉此傳達一條訊號，希望青年大學生們能更多扎根實踐，在基層鍛煉中增長才幹，到國家和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實現人生價值。第三，政府釋放另一種信號，希望通過其他的工作渠道，解決青年人、特別是應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部分地分流招考公務員的壓力。”
　　■圍城外的追逐
　　從不屑於進體制到“向現實低頭”
　　　　“公務員工作畢竟更加穩定，對女孩子來說更有安全感，社會地位更容易得到男孩子的青睞，更容易找到好的歸宿”
　　　　4月9日下午，距離考試日還有不到72小時。熙來攘往的重慶路邊，亞泰飯店3樓，100多位考生還在衝刺。這是華圖教育吉林分校的一處培訓班。孫強聽著題解，不時眉頭緊鎖，那些乍看上去毫無關聯的數字和變態的算式讓他覺得頭大。這是他連續第二年為人生的目標囿於一隅。
　　　　孫強來自白山市，今年26歲，獨生子。他原本並不屑於進入體制內，用他的話說，“父母都是公務員，每天朝九晚五，生活過得平淡無味。”最主要的，“他們兩個人一年的工資還沒有在私企工作的姨夫一個月掙得多”。對他來說，生活的色彩遠比安穩更重要。
　　　　在北京的一個三本大學畢業後，孫強回到父母身邊，對於父母的勸誘，他起初並不動心。他想進入到姨夫的私企工作。於是最初兩年，他沒有考公務員，也不願像同齡人一樣四處求職。他在等。等待了一年多，姨夫沒能將他辦進工作的私企，孫強到長春謀職，但現實很無情，低學歷、零經驗，讓他一次次遭遇回絕。
　　　　對於父母的勸導，孫強不再置若罔聞，他聽懂了父母所說的，做公務員對於未來是最穩定的保障，雖然工資不高，但在他生活的那個小城市，足以豐衣足食，工作不會有太大壓力，沒有失業之憂，這就是進入體制內的最大收益。
　　　　孫強聽從父母安排，踏上衝進“圍城”之路。他只要能進入公務員體制內，不去管什麼崗位。去年，孫強報考的是白山下屬鄉鎮政府的文字綜合崗位，筆試失利。今年，依然是這個崗位，他換了培訓學校，學費40天2.6萬元，住宿每天50元，加上其他開銷，3萬多元，孫強第二次從父母那裡得到無私的支持，支持給他力量，還有如影隨形的壓力。他給自己的時間是3年，“如果3年之內沒能成功，我就不考了，出去闖！”孫強篤定地說。
　　　　劉佳婧來自白城市，1989年出生的姑娘，落落大方，嘴角總是揚著微笑，周身洋溢著陽光氣息。她兩年前畢業於安徽大學中文專業，最初的人生設想是考研繼續深造，以博得留校工作的機會。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兩次考研惜敗，樂觀的劉佳婧也躊躇起來。她試著在國企找到一份工作，合同工，工資不竟更加穩定，對女孩子來說更有安全感，社會地位更容易得到男孩子的青睞，更容易找到好的歸宿。”
　　　　1990年出生的小寒畢業於遼寧警校，小伙子人長得精神，能說會道，他的目標是在28歲之前當上公務員，“公務員崗位是邁向人生成功的臺階，有了這個社會身份，就有了繼續成長和進步的機會。”
　　　　記者在多家培訓機構瞭解到，備考的考生60%來自大學校園，40%是社會工作人員。超過七成都有過考試失敗的經歷。高、沒有福利，人員流動頻繁，絲毫找不到歸屬感，她斷定這樣的生活不屬於自己。
　　　　和孫強一樣，劉佳婧最終選擇投考公務員是理想向現實低頭的結果。劉佳婧的姑姑是白城市的一名公務員，姑姑說的一句話讓她深受觸動，“做公務員，社會地位和身份更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更容易得到幫助，可以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
　　　　記者多日採訪發現，各培訓班裡幾乎全是年輕人，他們奮鬥的理由也大同小異。
　　　　1988年出生的王歡是一家建築企業的職員，事業編，工資不算低，不到4000，工作節奏不快，領導體貼下屬，同事相處融洽，人際關係簡單，但王歡還是選擇在公務員考試中試一下，“公務員工作畢
　　專家觀點：
　　鐵飯碗最穩定最吃香
　　　　範永茂博士認為，中國的經濟正在轉型，自主創業風險大，企事業單位工作壓太大且不穩定，市場上獲利機會越來越小，鐵飯碗反倒是最穩定最吃香。成為公務員，今後選擇其他職業，無論是下海經商，也更方便，有不少大學生把公務員作為以後職業的跳板。另外，很多西方國家，都存在著通過選民選舉或政治任命產生的政務官和通過考試或聘任產生的事務官，這兩類公務員入職、問責和晉升的要求都不相同。由於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區分，要想成為政務官員也必須從事務官員開始，這就使得公務員考試成為政務官的重要途徑。“換句話說，如果年輕人有政治理想，在現行的公務員制度安排下，只能千軍萬馬闖獨木橋，參加公務員考試，才有可能有朝一日走上領導崗位。”
　　■圍城內的焦灼
　　福利取消 用車停止 變化太大了
　　　　“工作強度也大了很多，整天都在忙，連接孩子的時間都沒有，還經常加班”
　　　　“4月10日，9點，區政府會議；午餐自行解決；下午1點，乾群交流會，無車。”工作16年，G從未感受到去年這樣緊張的工作節奏和制度約束。
　　　　37歲的G是一名6歲女孩的母親，社會身份是區級財政系統公務員，科級。大學畢業成為公務員，G是有優越感的。社會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穩定，節奏不快，工作舒適，還有不斷升職進步的機會。G的工作兢兢業業，在工作的第14個年頭晉升辦公室主任，年底獎金漲到3萬元，這還不算福利；“五一”、“十一”、元宵節、端午節，或是儲值卡，或是代金券，又或是豆油、大米。
　　　　去年，福利全部取消，工作用車和工作餐保障也全部停止。G的收入只有每月3500元的工資，福利沒有了，工作還是要乾，外出工作自己要解決交通和吃飯問題，但絕不允許蹭車、蹭飯，有人犯紀受到過處分。
　　　　G覺得變化太大了。每個月的托兒費2000元，生活費1000元，存保險、孝敬老人、買化妝品等等，一個月支出要五六千元，從前有各種福利，生活開支基本能維持，如今好像入不敷出，好在丈夫自己開公司，一個月的盈利能頂她一年所得。“工作強度也大了很多，整天都在忙，連接孩子的時間都沒有，還經常加班。”G有時候會懷疑，在公務員“圍城”里奮鬥了十幾年，究竟是為了什麼？
　　　　30歲的Z兩年前從部隊複員轉業分配到地方，進入公務員隊伍，頓感落差太大。在部隊時，每月工資8000多元，如今只有2000多元。好在工作不忙，甚至清閑，同事們相處不錯，經常聚聚。“回到地方第一年，常常是一上午活幹完了，中午大家就到外面喝酒，喝到晚飯，再換場地繼續。興緻高漲的時候，再去唱唱歌，然後砸地攤，不誇張地說，回到地方的第一年喝的酒超過了在部隊4年。”去年，禁令一齣，這種事立刻停止了。Z倒覺得，這是好事，如今，他只是偶爾和戰友們在一起喝酒，形式也不一樣了，“戰友們也都回到地方做了公務員，都受紀律約束。聚在一起喝酒的時候，就去老地方，從傍晚到半夜，僅限一場，絕不更換場地”。
　　　　40歲的X還記得當年從安監系統考到政府時的激動。從一個公務員崗位考到另一個公務員崗位，X選擇了一條頗為艱苦的道路。在行政秘書的崗位上工作了16年，X依然是科級幹部，距離階段目標尚有一步之遙。做領導的行政秘書在以前是有一些獲益的，安排領導的行程和食宿時標準高一些，跟隨領導出國訪問時停留的時間長一點，作為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X還常會得到饋贈。直到去年，所有政務都有了明確規定，X不再接受饋贈，當然，他也很少接到過饋贈了。
　　專家觀點：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不平衡
　　　　範永茂博士認為，很多中國公眾關註腐敗問題，公務員受到公眾批評也好，還是監督也罷，都是公眾和媒體對反腐問題的擔憂和關註的體現。進一步來說，公眾關註、監督反腐問題，是因為公務員掌握著公權力，公權力在不受嚴格的監督下，會成為謀取私利和尋租的工具”。所以，公眾普遍認為公務員有“灰色”收入，有各種隱形福利，有部門“小金庫”，並對此口誅筆伐也就不足為怪了。“從根本上說，這些現象的發生還和我國長期以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嚴重不平衡，社會治理結構的扭曲有關。試想，如果市場早就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權力被關到制度的籠子里，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方面形成了良性的競爭關係，在一套公開、透明的制度下公民能夠有序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公務員回歸到公僕的本位，公眾還會如此在意公務員的福利、招考和各種待遇嗎？”
　　■圍城內外的辯論
　　“老百姓對公務員是有誤解的……”
　　　　但報考者說，想成為“掌握更多社會權力、占有更多社會資源，同時服務更多民眾的一類人”
　　　　G有時候覺得，在公務員“圍城”里奮鬥了十幾年好像特別不值。“老百姓對公務員是有誤解的，認為公務員的福利太多了。實際上，公務員的工資不高，又不能夠從事第二職業，福利只是對公務員的一種保障。我現在覺得，如果一個家庭兩個人都是公務員，這個家庭的生活一定會捉襟見肘。”G坦言，“如果我是男性，我一定會辭職。”
　　　　X認為，自己只能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從頭來過，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了。這麼多年建立起來的人脈、資源，還有付出的青春和心血，又怎能是說丟就丟的？雖然，現實很無奈。”
　　　　一位公務員培訓機構負責人說：“公務員考試無非是一種就業崗位資格的遴選手段，通過考試的人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工作，而公務員隊伍的制度建設和公務員的生存形態是一個社會問題，與公務員考試的關係不大。”
　　　　韓天竹是吉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季報考公務員，“我的同學們有一半都這樣選擇，有人說我們應該去更能發揮能量的領域創造更大的價值，但我們有權利選擇做公務員，成為掌握更多社會權力、占有更多社會資源，同時服務更多民眾的一類人。”
　　專家觀點：
　　人才配置方面有問題
　　　　範永茂博士認為，所謂的“圍城”現象是對外面的人想考進政府、而公務員卻想跳槽的政府外的形象描述。中國有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公務員熱，這是人才資源配置方面的嚴重問題。大學畢業生選擇加入公務員隊伍，而不是選擇創業或者市場就業，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全發育成熟，市場競爭的法制化尚未完全形成。所以，要根本解決此問題，要加快培育市場經濟，徹底理順市場主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形成良性競爭的局面。此外，還要打通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以及企業的進出通道。中國目前公務員隊伍與外界的互動基本是封閉的或單向的，政府高級官員只能從下級一步一步升上來。但在不少國家，成功的企業家、軍人、文化界人士、科學家、甚至演藝界名人、體育名人都可以步入政壇，實現政治抱負。這種開放、自由的流通可以使一些有政治理想或樂意服務民眾的人有機會實現理想。從長遠來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形成公務員能進能出、能上能下常態的管理機制。
　　本報記者 李季
　　■延伸閱讀
　　基層公務員的“忙”與“茫”
　　　　近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了廣東、江蘇、湖南、雲南、寧夏、遼寧等地的近百位公務員發現，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公務員工作負荷相差巨大。少數地方確實存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甚至脫崗早退現象，但對大多數公務員，特別是廣大基層公務員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實的工作狀態。
　　　　“每個單位情況不同，不能說沒有看報紙喝茶的，但是絕對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談到工作狀態，寧夏一副處級幹部李翔連用了三個“很忙”來形容。李翔說，他上班節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時劃分工作任務，如果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計劃，就要加班了。“最忙時，整整一年的周末沒休息過。有時連續一個月每晚10點以後才能回家，最誇張的一次三天沒合眼。”
　　　　昆明某基層辦事處正科級公務員王文凱說，基層單位加班很頻繁：周末開會、臨時安排工作、出現大雨雪等極端天氣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周末無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時間超過2小時的占1/4。
　　　　記者瞭解到，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在不同部門之間差別較大。政府辦、縣委辦、組織部等需要統籌全局的部門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加班加點，忙得沒有了個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數。
　　　　南京市級機關一正科級科員小陳告訴記者，他每年要寫100多篇領導講話、調研報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寫一篇，到了年底幾乎天天加班，“有時累得跟狗一樣。”
　　　　也有另外一些公務員，“累得跟狗一樣”的繁忙狀態，他們絕對無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級市煙草局公務員說，自己的工作非常愜意，“剛入職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還經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幾天假”。
　　　　“在體制內‘混’了十多年，我們現在都是老油條了。”湖南某縣級工商局公務員張濤表示，自己所在部門上班真的很清閑，“每天9點多去，先看一下報紙，如果領導有事交代的話那就去辦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受訪公務員坦言，在“吃財政飯”的人當中，忙閑不均是現實情況，“上上網，聊聊天，玩游戲，看大片，讀微信，扯閑篇”。相比之下，非業務部門比業務部門輕鬆，二線比一線輕鬆，上級比下級輕鬆。
　　　　在採訪中，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對“減負”的呼聲非常強烈。大多數公務員都認為，簡政放權是必行之路，應儘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務性工作，簡化各種手續、會議和文件。同時，加強監督也是懲治慵懶、激勵先進的有力手段。
　　　　受訪專家表示，實際上，各行各業都有“閑崗”和“忙人”，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更多的是一種期盼。全國政協委員高抒說，現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眾監督，公務員群體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與百姓互動溝通，以更好的服務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
　　據《瞭望》
　　（原標題：公考大潮下的“圍城”內外）